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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带有省籍意识的口号和事件遭到广大台

文章作者:彩天下平台网址 上传时间:2019-11-27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接收台湾,然而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本质未变,在政治上贪污腐化横行,压迫和歧视台湾民众,经济上严厉管制台湾经济,侵害台湾民众利益,文化上忽视差异性,漠视了隔阂的客观现实,导致台湾民不聊生,怨声载道。1947年2月,以台北市缉烟血案为导火索,台湾民众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又称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岛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是台湾民众反对专制反对压迫的自发性、群众性人民民主自治运动,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未全中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在台湾地区的表现,“二二八起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二二八起义”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给台湾民众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伤痛。随着历史的发展,台独势力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别有用心地把阶级矛盾导向省籍矛盾,把台湾民众反抗专制要求民主扭曲成“反抗外来政权对本省人的压迫”,甚至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台湾人要求“台独”的开端,从中发掘“台独”的政治动力。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的客观事实的。
  
  在“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初期确有个别人提出“打阿山”的口号,但是这些带有省籍意识的口号和事件遭到广大台湾民众的抵制。许多台湾民众主动出来保护外省人,起义的主要领导机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所发布的文告呼吁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推进台湾的政治改革,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它所提出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也没有任何“台独”主张和诉求。另一方面,台湾民众的民主斗争从一开始就得到广大大陆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的3月8日,通过延安广播对台湾同胞的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并且指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在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两岸人民地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当时国民党当局镇压“二二八事件”的借口是“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如果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省籍之间的冲突,甚至说成是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冲突,那岂不是要来证明当时国民党当局镇压的借口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台独”论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同流合污,是对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岛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登辉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大规模地推动政治本土化。为了抚平“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民众的伤痛记忆,台湾当局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建立二二八纪念碑,二二八公园,二二八纪念馆等等,并且通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补偿条例,对二二八受难家属进行了补偿。但是岛内分裂主义势力并不以此为满足,不断地利用“二二八事件”挑起“省籍冲突”,鼓吹“台湾人的悲哀”,把国民党政权说成是“外来政权”,把外省籍政治人物打成“新卖台集团”,将国亲两党贴上“联共卖台”的标签,甚至直接排斥外省人参选,说马英九是“用香港脚走香港路”,要在“立法院”推动“台生条款”。这些行为和事实都说明,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流根本就无意抚平台湾的省籍和族群矛盾,而是千方百计利用省籍和族群矛盾来谋取政治利益。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并没有使台湾政治变得更加宽容,相反,在一次次的政党恶斗中,台湾社会被一次次地撕裂和分化,省籍和族群矛盾显得更加激烈和表面化了。
  
  今年的“二二八”纪念活动恰逢台湾选举来临,岛内泛绿阵营把“二二八”纪念当成政治动员和政治造势的场所,要仿效波罗的海三国在“独立公投”之前的大规模手牵手活动,举办百万人“手护台湾”活动。单纯的“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被强行塞进“台独分裂”的政治意涵,已经演变成“台独”势力借机鼓噪“去中国化”、反对大陆、反对外省人的政治活动。吕秀莲就曾经公然鼓吹:“二二八事件就是爱错对象的反讽,现在不要错把敌国当祖国,历史错误悲剧不要再重演,台湾人的祖国在台湾,不管来台的先后,这块土地生我们、育我们,我们应该共同说我们祖国的名字叫台湾”。台湾所谓的“国史馆馆长”张炎宪也曾经宣扬这样的谬论:“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人民的最重要启发就是‘抗争的精神’。……这样的抗争精神,不仅是过去台湾内部抗争独裁统治的力量,更是长期以来台湾人民反抗中共压迫的意志”。“二二八事件”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给台湾民众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伤痛。“台独”势力却利用这种伤痛的历史,宣扬分裂主义的思想观念,加剧两岸的政治对立,无疑是给台湾民众的历史伤痕上撒了一把盐。
  
  不可否认,现在统独力量在争夺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解释权。岛内外的“台独”势力出于分裂主义的政治目的,有意识地曲解“二二八事件”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意义,把“二二八事件”当作选举和权力斗争的政治工具,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悲情,把阶级矛盾导向省籍矛盾,从中发掘“台独”的政治动力。这是违背参与“二二八起义”的广大台湾同胞的初衷的。对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解读,应该本着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以现在的政治眼光来曲解历史,把历史当作谋取现实政治利益的工具。这也是对“二二八”死难的广大同胞最基本的尊重。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彩天下平台网址,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勃列日涅夫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命丧萨拉热窝,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同时代的传记作家认为,尽管引发了世界大战,这位皇储却不是“战争贩子”,他计划在巴尔干进行改革;而在不少历史学家眼中,皇储给人的印象则是“脾气暴躁”、酷爱打猎,据说他总计打死了274889头动物。日前,德国《明镜》周刊根据新发现的斐迪南大公全球旅行日记,讲述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段精彩经历。
  
  1892年12月,时年28岁的斐迪南乘“伊丽莎白皇后”号装甲巡洋舰,从地中海的里雅斯特起航,经印度前往北美。他的陪同人员超过400人。在航行中,斐迪南写了2000多页日记,从对亚丁狭窄街道的描绘,到感叹南太平洋的魅力,再到攀爬加尔各答的垃圾堆,哀叹西方列强的殖民剥削制度,这段经历可谓丰富多彩。
  
  斐迪南酷爱打猎。当他靠近印度海岸时,他拿起一把猎枪向水中射击,杀死鳐鱼和鳍鱼。之后,他猎杀秃鹰、大象、树袋熊,甚至还有臭鼬、鹳。他这样形容在斯里兰卡对付一只蜥蜴的情景:“我走近蜥蜴就如同圣乔治走近龙。”
   
  在印度,斐迪南发现了吸引人的“靶场”。他的搬运工们携带87顶帐篷进入新德里附近的丛林中。不久,英国驻尼泊尔总督安排203头大象列阵,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猎虎,用这种方式欢迎斐迪南。当印度海得拉巴的土邦君主请他吃饭时,桌上摆满异国风味的佳肴,在蛋糕被切开后,一群色彩艳丽的鸟飞了出来。接着,他们又在丛林中喝香槟酒。只有音乐不符合斐迪南的口味,他挑剔地写道,印度乐团“发出刺耳的单簧管和长笛声音”。
  
  在印尼摩鹿加群岛,一群孩子围在他周围,用荷兰语不停地唱着“祝愿他长命百岁”。在雅加达,斐迪南射杀了一条鳄鱼,还有机会见到漂亮的身穿拧花裙的荷兰女人。不过,他没有对西方殖民者在那里进行的残忍屠杀与统治进行掩饰。接下来试图对暹罗(泰国的旧称)展开短暂访问时,正患腹泻和热带病的斐迪南险些见证一场海战:法国炮舰封锁了曼谷沿海,迫使暹罗国王割让老挝的控制权。为避免被伤及,这位旅行者不得不改变路线。
  
  在澳大利亚,斐迪南再度目睹暴力事件:澳洲土著居民刚刚杀死了31名殖民者。让外人惊讶的是,斐迪南竟然对土著居民的行动表示同情。他分析说,这场袭击只是为了报复殖民者的“残忍”,澳洲土著“被迫离开他们祖先的土地,并被清除”。但斐迪南没有让这些破坏他的狩猎乐趣,在众多庄园主的邀请下,他乘上一列特殊的火车进入澳洲内地,参加射杀袋鼠的活动。稍后,他乘巡洋舰来到悉尼港,举办了一场奢华宴会,同时也注意到了悉尼的黑暗面:污秽的监狱、鸦片窝点、屠宰场和刑场。
  
  1893年6月,斐迪南前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目的地——新喀里多尼亚岛,那里是一个巨大的监狱,大约有8000名囚犯生活在岛上。抵达港口时,斐迪南凝视着囚犯们阴冷的面孔,这些人正在码头和矿山辛苦劳作。结束访问前,监狱主管说他们还在使用断头台。
  
  更冒险的还在后面:6月7日,斐迪南一行在所罗门群岛上的奥瓦拉哈岛抛锚,在那里,他们见到了用狗牙制成的项链和龟甲制作的鼻圈,还有当地人的食人仪式。这个奥地利旅行团武装起来,进入岛屿腹地。在灌木丛中,斐迪南同一个“黑肤色的食人族女人”为一包槟榔讨价还价,他还拿出两根香烟换来一支矛。返回船上的旅程有些惊险,部分成员迷路,被“野蛮人”所包围,船上的少尉直接向人群开了一枪。
  
  接着,斐迪南前往日本。他目睹了一个正处于改革阵痛中的国家。他写道:“我们的眼光不再扫向理想,而是关注工厂的烟囱。”日本方面对斐迪南进行严密保护,甚至在海上巡逻,因为两年前俄国皇太子访日时曾遭一名日本警察袭击。
  
  结束日本之行后,斐迪南和一个规模缩小的随从团前往北美洲。这场环球之旅的最后一站是他们眼中的“新世界”。抵达温哥华后不久,斐迪南被森林大规模遭砍伐的景象所震惊,然后开始横跨“西部荒原”的铁路旅行。但这变成了“失望之旅”,“期待猎获的灰熊不愿出现在他的枪前,牛仔们傲慢地把脚放在他的桌前,而且任何地方都禁止吸烟”。
  
  荒原遭到破坏也使斐迪南感到恼火,他这样记述温哥华:“那里正在进行残忍的灭绝战争……到处都能听到砍伐的声音”。斐迪南还去了纽约,漫步在第五大道和百老汇,体验时尚气息。他这样评论美国:这个国家拥有“英雄气质、进取精神”,但“通常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冷酷”。
  
  经过10个月的旅行,斐迪南最终回到他深爱的维也纳。他称维也纳“永远年轻”,他错了,20年后奥匈帝国的毁灭将同他纠缠在一起。据统计,斐迪南一生中仅射杀的牡鹿就超过5000只,痴迷打猎可能对他的耳膜造成永久性损伤,这也是他在1914年对暗杀反应迟缓的因素之一。   

 柯关于“迷信”和“盲从”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崇拜”观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告诉笔者,当时他听了柯庆施的话,感到非常震惊。(2010年5月13日笔者在北京采访毛泽东秘书、94岁的李锐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庆施其实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经柯庆施提议,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告诉笔者,柯庆施那句“名言”,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周佛海在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只是把“汪主席”换成了“毛主席”而已。陈小津以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
  
  柯庆施千方百计取悦于毛,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提到了柯庆施:
  
  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柯庆施不仅尽力取悦毛泽东,而且还尽力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演艺界活跃过一阵子,对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欢住进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辉”。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及《“有鬼无害”论》责任编辑唐振常向笔者透露,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吴云溥告诉笔者:“俞铭璜瘦而干瘪,但极有文才。”
  
  又据柯庆施另一位秘书蒋文杰回忆:“(1958年5月)在去北京开会之前,柯庆施的发言稿已写好。这一稿是张春桥的手笔。(主题是批判经济建设领域里的‘少慢差费'--作者注)到北京后,柯庆施改变主意,放弃张春桥起草的发言稿。从江苏代表团找来俞铭璜,另起炉灶,重写一稿。题目是《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铭璜确是快手、高手,仅用三四天时间,就赶出来了。”从蒋文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俞铭璜与张春桥同为柯庆施手下的“两支笔”。
  
  在俞铭璜病重、去世期间,柯庆施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接替俞铭璜。从此江青倚重张春桥,帮助她抓“样板戏”。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只好“临时抱佛脚”,成天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听京剧录音,人称“京剧书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也曾这样谈及:“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样板戏”的同时,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她向来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江青继续求助上海。柯庆施依然推荐张春桥。张春桥对京剧是外行,对“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江、张、姚就这样开始秘密“合作”,炮制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突然病故于成都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柯庆施死在成都,是因为他在广州疗养时,应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邀请,于1965年3月23日与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同机飞往成都,视察三线工作,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不料半个月后在成都病逝。
  
  柯庆施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给予很高的礼遇。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回忆,柯庆施在成都病逝之后,国务院当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成都。守灵3天之后,柯庆施遗体在成都火化。火化时吴云溥守候在侧,在骨灰中发现金属碎片,可能是假牙。骨灰盒由陈丕显捧着,前往成都军区灵堂。吴云溥和另一位柯庆施秘书先期飞往北京,在南苑机场降落。
  
  新华社连日报道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的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前往机场迎灵。灵堂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读悼词。公祭之后,柯庆施骨灰盒被运往八宝山第一室。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在林彪右边,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华东六省也各自在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可以说,柯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对于柯庆施突然离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1965年5月8日,柯庆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那“来势非常厉害”的病,是什么病?在当时,不仅柯庆施患肺癌属于“绝密”,就连死于什么病,也是“绝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庆施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当报刊上提及他的时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总是称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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